春秋战国之际，是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时期。在经济上，奴隶制国有经济逐渐为地主阶级私有制所代替，封建生产关系正在形成；在政治上，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新势力取代了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旧势力，并逐步夺取了政权，确立了封建的社会制度。这种经济、政治的大变革反映在教育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为旧经济、旧政治服务的“学在官府” 的教育正走向衰落，而适应新经济、新政治需要的新教育组织形式——私学开始兴起。

    一、官学的衰落

奴隶主阶级官学的崩溃，不是突然的变化，而是随着经济、政治的没落而逐渐衰落的。所谓“乱世则学校不修”，是历代王朝的官学衰败的一般规律。西周兴盛时的官学，主要是天于的辟雍，诸侯的泮宫，国人的乡校等。

到春秋时期，奴隶制社会逐步解体。随着周天子“共主”权力的丧失，统治地位形同虚设，一些“公室”也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西周奴隶制的“国学”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天子所设官学几乎消失殆尽，原先国学的教师亦纷纷流落他乡。《论语·微子》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磐襄入于海。”意即乐宫之长挚去了齐国，二级乐师干去了楚国，三级乐师练去了蔡国，四级乐师缺去了秦国，打鼓的方叔移居于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移居到了汉水附近，而少师阳和击磬的襄也都移居海边，原先在西周国学中司礼乐的官员，四分五散，纷纷流落民间，自然是因为官学已经解体。

诸侯所设国学（即泮宫）及地方官学（即乡学）在春秋时亦很少见。黄绍箕在《中国教育史》中说：“周定东迁，庠序废坠。春秋二百四十年，诸侯学校之制见于经传者，亦只鲁僖公曾修泮宫、郑子产之不毁乡校二事。”鲁僖公“修泮宫”见于《毛诗·泮宫序》，受到了诗人的歌颂，而子产“不毁乡校”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受到了孔子的赞扬，这证明在春秋末期已是个别事例。造成官学衰落的直接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

    （一）世袭制度造成贵族不重教育

    贵族在世卿世禄制度下保持享有富贵的特权，贵族子弟命定为统治者，是否学习文化知识与其权位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养尊处优，只图享受而不重教育，缺乏上进精神、学习动力。周大夫原伯鲁不悦学，还公然发了一通“可以无学，无学不害”[1]的议论。闵子马对此评论说：这是贵族们普遍的恩想，而后流传影响及大夫。在位的大夫都认为“无学不害”，即不学习也没有害处，故人人都心怀苟且，必然造成“下陵上替”的混乱秩序。学习会使人德行才智日长日进，不学习就会使人德行才智日趋堕落，走向灭亡。春秋时代的贵族因存在着原伯鲁为典型的思想而趋于没落。官学以贵族为教育对象，贵族不想学习，官学衰落也是必然的。

    （二）贵族统治力量衰落

    周平王东迁，预示着重大的历史转折，孔子称春秋是“天下无道”的时期，开始是周天子不能维持其共主地位，后来是诸候国也不能维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的局面，而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王权衰落，礼制破坏，一切都不能按旧制度办理，天子的辟雍，诸侯泮伴宫，地方的乡校，久而不闻弦诵之声，名存实亡。黄绍箕说：“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学校庠序废坠无闻。”确实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史实。

    （三）动乱阶段，战争频繁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展开争霸战争，诸侯国内部争夺统治权的内战，连年不断。因此贵族所特别关心的是维护统治地位，并尽可能扩大统治范围，根本无暇顾及教育。《诗经·郑风·子衿》就是讽刺当时官学废弛的情形的[2]。诗中描写了官学学生无心读书，整日在外游荡的景象，反映出学校已不能正常进行教学活动。郑玄在注中指出：“国乱,人废学业。”贵族原来垄断和控制文化教育，现在其垄断和控制则大为削弱。不论国学或乡学都难以维持，日趋衰废，文化职官面对现实各找自己的出路，官守的学术再也守不住了。

二、私学的兴起

私学的兴起，发端于春秋中后期，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而学术下移与士阶层的崛起是其最为直接的因素。

春秋私学何时兴办，何人首创，不可确考。学术界曾就孔子是否私学首创者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迄今仍未有定论。[3]我们认为，私学的首创者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孔子时代的一批教育家，而孔子则是最早创办私学的群体中的杰出代表。《史记·孔子世家》说及孔子弟子之数，“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千之数，或不可信，但孔子弟子为数众多，当是事实。且在孔子私学中有较固定的教材，设有学生居住的“弟子内”，规模相当可观。孔子创办私学，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学术平民化、知识普及化的开端。

私学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可以说，有多少家学派，就有多少家私学，但对教育发展影响最大的则是儒、墨、道、法四家私学。

儒家私学到了战国时期开始走向分化。据《韩非子·显学》载：战国时的儒家可分为八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孟氏之儒”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孙氏之儒”，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而又各有特点。

孟子一生推崇孔子，他以儒家正统自居，自称“得圣人之传”。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事业，中年以后二十余年间曾带领弟子游历各国，有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往来于诸侯之间，其声势大大超过了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之时，且处处受到礼遇，在齐国还曾被列为卿，“受上大夫之禄”，晚年回故乡专事教学与著述。他的弟子很多，著名者如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

        荀子的讲学活动主要是在稷下学宫，他在这儿长期执教，成为资望最高的“老师”，而且受到齐王的尊宠。齐襄公时，三次任学官“祭酒”，影响很大，但荀子在稷下学宫也批判地吸收了各派的学说，特别是齐国法家理论，因而他的学生之中，儒法分流，李斯、韩非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家，韩非还成了法家的集大成者，而浮邱伯、张苍均是当世名儒。

        墨家私学创始人是墨子。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他成为儒家的叛逆之后，创立了墨家学派，成了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私学大师。墨家私学声势很大，颇有与儒家抗衡之势。《吕氏春秋·当染》云：“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有度》云：“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天下。”儒、墨两家在战国时并称为“显学”。

       道家思想始创于春秋末的老子，其兴盛则在战国之时。战国道家私学分为两派，一是稷下黄老学派，以宋机、尹文、接子、环渊、镇到为代表。这一派不墨守老子的理论，而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各家之长，有选择地吸收法、儒、墨、阴阳、名家的一些思想因素，从而在道家中能独树一帜，成为在道家中具有革新精神的新流派；另一派则以庄子为代表，承袭了老子“道”的哲学思想，并将其演变为一种出世主义的思想。庄子崇尚自然，追求个人精神的解脱，在教育上主张培养“真人”、“至人”，即一种无己、无功、无名、无情的完全自由的人物。他的思想代表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潮，对后世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法家私学在战国影响巨大，其人物在仕途上也最为显赫，其活动集中于“三晋”（韩、赵、魏），其学术渊源与儒家的讲学关系十分密切。子夏在魏国西河讲学。弟子达三百余人，法家代表李悝、吴起就是子夏的学生，而商鞅又是李悝的学生，战国末法家的杰出代表李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又都是荀子的学生。

        法家虽出自儒，但反儒又最坚决、彻底，称儒为“五蠹”之首；法家代表人物都是知识分子，但又主张愚民。不许以知识开发民智；法家在私学中成长，却又提出“壹教”的思想，欲剥夺私学的生存权利。待秦统一后，法家终于铲除了私学，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私学的兴起，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地主阶级迫切需要掌握文化的人才、新的思想理论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们成了促进新的文化教育机构——私学发展的社会力量。

        私学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是教育制度上一次历史性的大变革，西周官学与诸子私学，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从比较中更能显出私学的特征。

其一，社会基础不同。西周官学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经济基础和奴隶主贵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基础之上的，而私学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个体经济和新兴地主阶级为首的包括农、工、商等自由民在内的阶级联盟基础之上的，只要封建个体经济存在，私学就有强大的、长期的生命力。

    其二，管理制度不同。官学是由国家政权机关主办的，以“学在官府”为其主要特征，在管理上是“官师一体”、“政教合一”，教育是政治组织的一部分，教师由政府官员兼任；而私学是由私家根据社会需要或个人需要设立的，以“学在四夷”为其主要特征，私学是政教分设，教育从政治机构中分离出来，有独立的组织机构，官师分离，以具有知识技能的贤士为师，不由职官兼任，教师逐步成为社会中一种独立的职业，迈出了教育独立化的第一步。

其三，施教对象不同。官学的人学受到贵族身份的限制，少数的贵族子弟垄断了受教育的权利；私学的入学则以自由受教为原则。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学校向平民开放，使文化知识得以下移到民间。

其四，教育内容与方式的不同。在教育内容上，西周官学局限于传统的“六艺”、灌输的是奴隶制政治观念和道德思想，偏重于历史文化，私学则有思想自由，各家各派不必有统一的思想，教育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六艺”教育，传授各学派的政治观点、道德思想，以及新的知识、技能。在方式上，西周官学有固定的教育场所和相应的基本设备，制度上比较规范化。私学则不一定有固定的教育场所，它以教师为中心，流动性较强，设备也较简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总之，私学代替官学，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依靠自由办学、自由就学、自由讲学、自由竞争来发展教育事业，不仅符合历史潮流，也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

[1] 《左传》，昭公十八年。

[2]诗云：“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纵不我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不我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毛序：“《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

[3]注：王越、赵纪彬等人认为先秦私学不始自孔子，因为略早于孔子的邓析，与孔子同时的少正卯等俱办过私学；而于盛庭则认为邓析、少正卯办私学之事不可信，坚持孔子是创办私学的第一人。以上观点俱见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所编《孔子教育思想论文选（1949—1980）》，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