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夏代的教育

夏代是文献记载中最古老的朝代，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已告别原始蒙昧的时代，跨入了文明开化的境界。夏代已经基本确立了私有制与奴隶制国家，文化教育事业也初步摆脱了原始蒙昧的羁绊。当时已出现了脱离生产而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初步分工；同时，生产、生活活动日益丰富，天文历法知识在农业生产领域有了广泛的应用，艺术上也取得一定的成就。这就具备了产生学校的初步条件。

在先秦文献中，有关夏代学校的记载并不多，而且名称也并不一致，如《孟子·胰文公上》说：“夏日校，殷曰庠，周日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说明夏代学校有学、校两种，而《礼记·王制》则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又把夏代的学校称为“东序”与“西序”。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关于夏代学校的名称虽有不同，但却肯定已有教育的职能。孟子认为，“序”就是射的意思，从文字学角度来解释，“序”从“广”，金文的“序”字，像人在“个”中射箭的样子，以表示习射之所。大致来说，军事教育是夏序的重要教育内容。至于“校”，《说文》的解释是：“从木，交声。”其原义为“木四”，即用木头或竹子围成栏格作为养马之所。后来逐渐演变为习武和比武的场所。在这里，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不仅受到内容相当广泛的军事训练，而且还要经过相当严格的各项考试。据考证，“校”的出现在时间上要比“序”晚一些，其教育意义则比“序”大一些。所以夏代的“校”，实际上是一种发展比较完备的军体性质的教育机构。

总之，夏代是我国文明时代的开端，奴隶制学校教育的萌芽，是这个开端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二、商代的教育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其历史活动已有较多的文物、典籍可证。一般来讲，商代教育是夏代文化教育传统的革新和深化。商代教育既有本族文化的传统，又保留并吸收了夏代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但商代教育的起点高于夏代，因为商代已有了成熟、系统的文字以及成文的典册和历史，因此商代教育的内容比夏代更为丰富。除了习武与敬神外，习礼、习书、习算也是商代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的内容也更趋于分化、独立，并出现了新的学校形式。

在我国史籍中，有关商朝学校的记载，比较丰富详尽。除“庠”、“序”、“校”等学校名称外，又出现了“瞽宗”这种学校形式。所谓“庠”，是从氏族社会继承下来的，但教育的作用更加突出了。据《礼记·王制》注疏，商代有各种养老的名目，实际上，它是以养老为号召从事教育活动的一种手段。所谓“上老老而民兴孝，下长长而民兴悌”，反映了商朝“庠”的教育目的，在于向各阶层人民实施孝悌教化。所谓“序”，是从夏朝直接继承下来的。瞽宗则是新见于商代的一种学校名称。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商学瞽宗位于国都南郊明堂西门之外，故也称为“西学”。《礼记·文王世子》谓周承殷制，世子求学，“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周礼·春官·大司乐》亦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可见瞽宗附于宗庙之侧，也是宗庙的组成部分，其教育中虽也包含道德因素，但未分解出纯粹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教育，只在于强化顺从天命和先祖意旨的观念行为。

习礼、习武是商代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习礼的内容主要是学习祭祀和乐歌，习武的内容主要是习射。甲骨文卜辞中发现了这么一条资料：“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其意是讲商代学校已有多方子弟来学“戒”。“戒”在卜辞中像人手持戈之形，本意可有两说：一是持戈而警戒，二是持戈而舞蹈，故“教戒”兼指习舞与习乐，与殷序习射、瞽宗习乐的说法相符。奴隶制国家是依靠军事和宗教进行统治的，所以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习武是为了征战，习乐是为了祭祀鬼神，两者都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的根本需要。

甲骨文字还表明商代已进行读、写、算的教学。甲骨文中的“聿”字即是手握笔的形状。有一骨片上面五行字，重复刻着从“甲子”到“癸酉”的十个干支表，其中只有一行刻得精美整齐，其余四行字迹歪歪斜斜，但中间也夹着二三字刻得较为整齐的。据专家推测，那一行整齐精美的字是教师刻的范本，另四行是学生刻的，有几个字则是在教师手把手之下才刻得较好。出土的甲骨文字，单字已达3500个左右，虽然大多属于象形文字，但形声、会意、假借等进步的方法也已普遍运用，说明商代文字已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出现较长篇幅的文字记录。《尚书·多士》云：“唯殷先人，有典有册。”甲骨文中也有“册”字，像许多书写材料穿在一起的形状，这些典册可能就是商代学校教育的教材。

商代在天文、历法方面已有很大进步，它们都离不开数学。甲骨文中出现的数字最大的已达到3万。出土文物还表明，商代已能进行一般的算术运算，并能绘制较复杂的几何图形，所以算学必然也已成为学校教学的内容。

[1] 《左传》成公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