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与传播
  （一）清末学前教育的引入
    1.引进日本的学前教育
    中国的学前教育机构，产生于清末，实为舶来品，主要来自日本。日本1868年眀治维新，1872年第一个新学制诞生，1876年在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就成立了日本最早的官立幼稚园。早期的日本幼稚园也是借鉴西方，保教内容以引进的福禄倍尔“恩物”为主。到19世纪末，日本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学前教育模式，其标志是《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的制定。以保教内容而言，已不再以福禄倍尔“恩物”为主，而是以游戏、唱歌、谈话、手技等四项为主了。
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确定了教育要向日本学习的。20世纪初便掀起了一个留学日本和官员对日本考察的高潮。
    创办于1901年的《教育世界》，是中国近代最早刊行的教育杂志。引进日本学前教育的，对清末民初蒙养院制度和蒙养园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发生很大影响。
    2.传教士输入西方学前教育思想
    在中国蒙养院建立以前，西方传教士早已在中国首创了幼稚园，并且把西方学前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以美国传教士林乐之为代表。他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侵略的典型任务，同时他也把西方学前教育思想输入中国。他所阐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在儿童观上，他特别看重儿童，把儿童视为“一国之至宝，一国之光宠”。这种观点虽然未超出进化论的范畴，但较之中国封建传统的儿童却是很大的进步。
    林乐之还阐发乐儿童教育与改造社会的关系，认为儿童教育关系到社会改革的成败。
    林乐子等西方传教士在华传布的新的儿童教育观，对五四时期中期掀起的对传统儿童观的批判有直接的影响。他们所强调的重视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的思想，也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重视。
    清末民初，日本学前教育对中国的影响多表现在制度的建立和具体的实施上；西方学前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上，它以“潜在”的形式早于日本，客观地存在并发展。
   （二）福禄倍尔教育思想的传播
    中国直接从西方系统地介绍福禄倍尔的学前教育思想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1912年《教育杂志》第4卷第7号刊登谢天恩撰写的《美国幼稚园略述》，文中介绍了福禄倍尔遵循自然的原则。文章指出，福禄倍尔以前，教授儿童的方法主要是训练，是以外因去熔化内因，是机械的方法。福禄倍尔认为，教育儿童的方法应由内及外，这是一切生物进化的所不能违背的法则。教育儿童就要顺应儿童心理的自然发展，发挥儿童内在因素的作用。
    1914年，《教育杂志》发表无我的《德国柏林裴斯泰洛齐福禄倍尔馆》一文，宣传了真正的福禄倍尔的学前教育思想。
    1919年4月《新教育杂志》发表《福禄倍尔传》，对福禄倍尔的生平和教育实践作了详细地介绍。同年，《新教育》杂志刊登了《赫尔伯脱、福禄倍尔与朱子、王阳明教育学说之比较》，文中对幼稚园地恩物和作业作了解说。
    五四运动以后，在我国幼教战线的实践改革中，吸取了福禄倍尔幼儿教育思想，充分肯定了福禄倍尔注重自然、尊重儿童自由等思想，已有不少教育家能够在理论上予以分析评判。1982年出版地张宗麟著地《幼稚教育概论》，其中就指出福禄倍尔学说中地缺点，如对宗教地迷信、恩物中无乐器、恩物偏于细小等。
  （三）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思想的传播
    在我国最奥介绍蒙台梭利幼儿教育思想的是志厚，于1913年在《教育杂志》发表《蒙台梭利女史之新教育法》，同年又发表《蒙台梭利新教育之设施》，着重介绍了蒙台梭利教育法的特色，蒙台梭利学校的教具，以及应用新教法取得的成就等。1914年，但焘翻译出版《蒙台梭利教育法》。书中充分肯定了蒙台梭利的“儿童之家”根据儿童兴趣，从儿童出发的教育方法，该书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蒙台梭利教育方法原理，反对封建主义压制儿童地教育，希望蒙台梭利地教育法在中国推行。
    1914到4915年间，介绍蒙台梭利教育思想最全面的要算顾树森与王维尹合著的《蒙台梭利教育之儿童》和顾树森的《蒙台梭利女史教育法》。在介绍和传播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热潮中，于1915年前后，江苏省教育会，开始设立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会，研究蒙台梭利教育法。1923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蒙养园招新生两班，试验蒙台梭利教育法，蒙台梭利教育法在当时广泛传播。
    中国人自己引进的福禄倍尔教育思想和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经研究和实际运用，发现其中有不合实际的和不科学的地方。张雪门在《幼稚教育新论》一书中指出，“福禄倍尔和都是以教具当作了课程，以教具发展儿童的创造力和思考力”，但后来心理学的发展说明，“某一种心力，用某种特殊东西去训练，其结果只能适应某一种东西，而终不能转移到万事万物，只有从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与困难，才能训练儿童对于生活上的思考力和创造力。”明白指出了这两种教育思想的弊端。
  （四）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在中国兴起和广泛传播，是1919年杜威来华以后形成的。1919年5月，杜威来华，在这期间，各报刊，特别是教育报刊根据杜威在中国演讲整理出版的专集有《杜威五大演讲》、《平民主义与教育》、《杜威先生与中国》。中国掀起了宣传实用主义的高潮，广度、深度及持久性，都超过了其他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
    杜威的教育学说，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儿童是教育中的太阳”（即“儿童中心论”）、“从做中学”等。其中“儿童是教育中的太阳”即“儿童中心论”，是我国五四以后小学和幼稚园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儿童教育影响的核心。实用主义儿童教育思想与福禄倍尔和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有所不同。福禄倍尔和蒙台梭利强调以恩物和教具作为课程，希望通过恩物和教具发展儿童的创造力和思想力。杜威则不同，他强调应把现实生活中的内容组织到教学过程中去，只有从儿童实际生活的内容组织到教学过程中去，只有从儿童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和困难出发，才能真正训练出儿童的思考力和创造力。儿童中心论反对教育以成人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旧的旧传统，主张从儿童自发的兴趣和需要出发。这种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就是设计教学法。

    二、学前教育思想的勃兴
   （一）对传统儿童观的批判
    西方学前教育思想的引入与歘波，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推动，促成了学前教育思潮的勃兴。
    儿童观是对儿童的看法和态度的总的观念。我国传统的儿童观，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儿童被视为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成了父母的私有财产，家长对子女有完全支配的权利，儿童只能绝对服从，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传入，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主义思想得到相当传播，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接受了这种教育思想，对封建主义儿童教育提出批判。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是奴隶教育，摧残人性，践踏人权，是教儿童以“孝”作出发点，以“忠”为归宿。
   “五四”前后，鲁迅以辛辣的战笔，批判旧教育对儿童的摧残。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下，儿童不但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教育，而且受的是被摧残的、扭曲天性的教育。鲁迅疾呼应“救救孩子”，让他们恢复其本性，向动的方向发展，要活泼、健康、顽强、要挺身仰面。他同时也反对对孩子放任不管的偏向，听任孩子任其跋扈，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为了教育好孩子，第一要理解儿童，第二要指导儿童，第三要解放儿童。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家蔡元培在儿童教育上提出了发展儿童性，崇尚儿童自然的主张，他对于封建旧教育束缚儿童个性，违背儿童自然发展的教育进行批判，教育应该以儿童的个性为出发点，要站在儿童的立场上，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让儿童自由发展。因此，他极力主张研究儿童心里科学，了解儿童心理发展规律。
    后来陶行知、陈鹤琴等不但继续批判封建主义儿童观，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验。陶行知提出“爱满天下”的口号，陈鹤琴抱着“一切为儿童”的信念，终身献给了教育事业。
   （二）儿童公育思潮
    19世纪末，康有为在写《大同书》时，曾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设计了儿童公养。公育的理想王国。“五四”前后，蔡元培等在批判旧家庭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儿童公育的主张，形成一股思潮。

    蔡元培试图从教育本身的特点论述儿童公育的必要；恽代英从唯物史观上进一步阐述了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他们从不同角度说明儿童公育的必要。
第一， 教育的特殊智能看，儿童需要公育。第二，为实现教育普及于全人生，要实行儿童公育。第三，从家庭教育的弊端看儿童公育的必要性。
    儿童公育具体实施的办法，康有为、蔡元培等都曾有过设想，儿童公育虽然难以实现，但这种思潮却有重要意义，它是建立在对家庭教育的怀疑上，揭露和批判了旧家庭教育的弊病，促进儿童从封建的精神枷锁下解脱出来，他们对胎教院等主张，在当时妇女被压迫的时代里，有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意义。儿童公育的必要性和设施的提出，包含了很多儿童教育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促进人们思考和探索学前教育向更加科学化方向发展。
    儿童公育作为一种新思想，也引起了当时一些人的非议，提出改造封建大家庭与非儿童公育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