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具有突出的贡献，但这个结论往往比较空泛，还没有深入到具体层面。我们从三篇《小说选集·导言》入手，探索其中的文学观念，发现它们表现出四个方面的共性：一是为“新文学小说”设定了相同的起点；二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分析和评价“新文学小说”；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否定或漠视的态度；四是尊重作家的个性。这些鲜明的共性深刻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促成了学术界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关注。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初，由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印刷公司出版发行的一套丛书，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对“新文学”（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对这种“影响”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宏观角度进行评论，而缺乏具体考察，导致结论往往大而不当。本文以《大系·小说选集·导言》为考察对象，集中分析三篇“导言”中表现出的共性，以求揭示《大系》这套经典丛书的出版对“新文学观念”的形成所具有的突出贡献。
　　
　　一、现代文学的诞生：１９１７年
　　茅盾、鲁迅、郑伯奇三位编选者在三篇《小说选集·导言》中为“新文学小说”设定了相同的起点，这反映了他们相似的文学史分期意识。
　　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的开头写道：“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１]（Ｐ１），民国七年鲁迅的《狂人日记》被他看作新文学小说的开篇之作。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的开头、郑伯奇在《小说三集·导言》的第一部分也毫无例外地把《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学孕育的文化语境，把１９１７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作为新文学的开端，他们对新文学的讨论都是以此为起点的。由此看来，三位编选者对“新文学”这一概念有着基本相同的认识，即他们都视“新文学”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新生”事物，１９１７年便是它诞生的时机。
　　从“新文学”概念的运用方面来看，这一概念中十分重要的限定词“新”具有核心意义。它反映的是“五四”时期以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鲁迅、茅盾等文化名人对自己倡导的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的基本态度。“新”与“旧”潜在的二元对立思想使他们积极主张“新”而坚决反对“旧”，即传统中国文学。这种对“新”的事物的追求和张扬在文学转型时期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杨义曾经指出：“转型的基本含义是弃旧求新，因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好的’思想逻辑，并且几乎成了这个世纪文学界的一种思维定式。应该承认，这种逻辑和定式在转型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尤其在转型初期或受某种非文学力量压抑而中断转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２]?(Ｐ６７)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正是这样的明显转型期，对“新”事物的倡导更是随处可见，比如，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新潮》杂志，都以“新”字相号召，在当时都带来一股强劲的新鲜气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文学”概念的产生也与此有相似的文化意识，它与《新青年》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在文化启蒙意识方面有着一致的目标和追求。新文学在总体特征上表现出与传统中国文学的巨大差异，即思想方面的反封建和提倡科学民主，形式方面的以白话为其基本表达方式。在小说创作方面，１９１８年５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显示了新文学的特点和方向，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鲁迅的小说作品为“新文学小说”树立了典范与标准，对此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是深刻意识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思想核心与语言形式方面的根本区别，茅盾、鲁迅、郑伯奇三人不约而同地把１９１７年“文学革命”的发生作为“新文学”的开端，而把伟大作品《狂人日记》看作新文学小说的开篇之作。他们对“新文学”和“新文学小说”的描述就此开始，这也是他们心目中“现代文学”的诞生之时。
　　
　　二、现代文学的理论参照：西方文化
　　三篇《小说选集·导言》在对第一个十年小说创作现象进行分析描述时，都十分重视以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发展状况为参照，表现了鲁迅、茅盾、郑伯奇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和文学进行积极借鉴的热情。这使得三篇《导言》的理论视野相当开阔，为中国新文学小说与世界文学发展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在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分析评价方面对外国文学发展状况的关注，我们能够看出他以西方文学创作为典范来引导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文化立场。茅盾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时，明确指出：“这一个团体的发起宗旨也和外国各时代的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很不相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不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学理论要宣传鼓吹”。[１]?(Ｐ２－３)在对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情况进行总体描述时，茅盾以１９２１年为界把这十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小说一集·导言》的第四部分，他以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八月《小说月报》上郎损（即茅盾）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为例来分析前期新文学小说创作以恋爱为主要题材且观念化严重、“贫弱单调”的形成原因时，“西洋文学名著被翻译介绍过来的，少到几乎等于零，因而所谓‘学习技巧’云者，除了能读原文，就简直谈不到”[１]?(Ｐ１１)被他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在对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运动做总体评价时，茅盾同样以外国的情况做参照，得出了“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开过浪漫主义的花，也没有结过写实主义的实”[１]?(Ｐ１２)的结论，很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新文学小说创作的总体成就。另外，在对朴圆的《两孝子》和李渺世的《伤痕》的评价中，茅盾分别把它们与巴尔干那些小国的作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行对比，突出了这两位作家的特点，也表现出茅盾在作家作品批评方面的广阔的文化视野。
　　与茅盾一样，鲁迅同样把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看作新文学创作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从《小说二集·导言》写作的内容来看，鲁迅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重视是超乎寻常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文化与文学是被鲁迅作为标准和尺度来使用的，它们是评价新文学小说的理论背景，新文学小说在这一广阔文化背景的对比映衬之下才彰显出了自己的成败得失。在对罗家伦恋爱小说评论时，他谈到了易卜生《娜拉》和《群鬼》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在指出弥洒社是“为文学”的团体时，他标注出“弥洒”一词的原文“Ｍｕｓａｉ”（希腊神话中文艺女神缪斯的统称），指示我们了解它的真正含义；为了表现沉钟社的锐气，他引用了《沉钟》周刊第一期上吉辛的诗句；在揭示沉钟社青年的文化心理时，鲁迅又敏锐地发现了他们在文化资源上所受的王尔德、尼采、波特莱尔和安特莱夫等人“世纪末”思想的影响印记。鲁迅以匈牙利诗人彼兑菲因婚姻幸福而导致创作衰退的故事为类比，表现了他对冯沅君的惋惜，也反映了他一定程度上认为“苦恼是艺术的渊源”的创作观。在对蹇先艾等人的小说创作深刻了解的基础上，鲁迅与勃兰兑斯提出的“侨民文学”的概念相对照，提出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乡土文学”的概念，为我们的文学批评做出了理论贡献。《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以尼采的言论和命运做比，是鲁迅对狂飙社命运和作家特点进行分析的巧妙之处，而巴札罗夫、沙宁和半绥惠略夫的不同结局正预示了狂飙社深层的虚无主义可能导致的文学前途。
郑伯奇所写的《小说三集·导言》也有很多内容是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思考与借鉴。在讨论创造社作家所接受的文化影响时，郑伯奇主要关注他们与西方文学思潮和著名作家的联系，这既反映了创造社作家所受的西方文化影响，也彰显了郑伯奇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热情和深刻理解。在《小说三集·导言》中，美国心理学家史丹莱·霍尔的发生心理学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被郑伯奇用来作为文学史发展进程考察的理论参照。通过对落后民族如日本、德意志、爱尔兰等国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考察，郑伯奇论述了中国作为落后民族其文学发展可能表现出多种思潮迅速演进的发展特点，并结合中国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发展实际对新文学发展初期整体状况做出了较客观的历史概括。对创造社文学风格的形成，郑伯奇发现了：“西方浪漫派的代表诗人和哲学家如歌德、海涅、拜仑、雪莱、基慈、恢铁曼、许果、太戈尔、尼采和伯格逊等人对创造社成员的影响，同时他也注意到长时间在国外留学的创造社作家所接受的国外文学发展思潮对他们浪漫主义倾向产生的影响。”[３]?(Ｐ１１－１２)另外，对创造社的重要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的评论，郑伯奇也十分注意分析他们所受到的西方文学思潮和具体作家的影响，这为我们研究这些作家的文艺思想与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资料线索和启示。
　　从三篇导言的写作内容来看，他们在研究和评价新文学小说的发展和创作时都不约而同地把西方文化作为参照和标准来使用，这表明了他们在文化取向上倾向于认同西方的文化标准和发展方向，希望中国的“新文学”向西方看齐以求进步。
　　
　　三、现代文学的否定对象：中国古典文学
　　三篇《小说选集·导言》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态度方面表现出比较一致的倾向。茅盾和鲁迅在导言中只言片语地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他们都表现出明显的否定和反对的立场；而在小说三集中，郑伯奇对这一方面的内容竟近乎完全忽略，这种明确的漠视不能不说是他的表态方式，暗示了他的否定和不屑。三位编选者对待古代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态度与他们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推崇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在以下几处或隐或显地提到了古代的文化和文学，从不多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大致窥见他的态度。《小说一集·导言》第二部分的开头，茅盾对《新青年》杂志的特点进行分析时指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对这一事实，茅盾认为“这是‘五四’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个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径。”[１]?(Ｐ２)在这里，茅盾坚定地认为对文学所持的“创作态度”的不同是新文学与旧文艺的根本区别。他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说：“我们要在现代小说中指出何者是新何者是旧，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看作者对文学所抱的态度；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竟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４]?(Ｐ２３３)他始终把“反封建”的彻底程度与新文学发展的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坚定地认为“反封建”活动的进行对“新文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具体分析评价时，茅盾流露出的则是对古代小说创作特点的排斥和否定。明显的例子我们可以从他对朴圆的《两孝子》和利民的《三天劳工底自述》的评论中体会出来。同时，在这些评论中，茅盾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典型模式“章回体”表现出鲜明的否定态度并反对小说叙述语言的“文白夹杂”，而他提倡和喜爱的是流畅的白话语体和小说中能够反映人物身份和个性的活生生的对话。
　　在《小说二集·导言》的开头，鲁迅从《新青年》上所发表的小说由“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的变化来开始自己对“新文学小说”的阐述，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使用“文言”还是“白话”是区分旧小说和新文学小说的重要因素。而《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鲜明的反封建特点和对科学民主自由的倡导由此也成为“新文学小说”题中应有之意。在这里，鲁迅用简短的文字从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方面道出了“新文学小说”的基本特征。在对新潮社作家的创作进行概括评价时，鲁迅写道：“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情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的难堪和不幸。”[５]?(Ｐ２)这样的评论集中指出了新潮社作家创作的不足之处，技巧上的旧小说痕迹，叙述上的缺少含蓄，情节设置上的有悖情理都是他们创作不成熟的表现，而鲁迅似乎对他们创作中“旧小说的痕迹”这一点更为重视，这反映了他认为“新文学小说”创作必须摆脱旧小说传统的潜在意识。
　　郑伯奇的《小说三集·导言》一直在大谈外国的文学与思潮，从日本、德意志、爱尔兰的文学发展到法国文学、俄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到象征派、表现派、未来派，等等，唯独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没有直接讨论，仿佛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无关一般。这反映出郑伯奇论证的思维出发点在于对创造社与国外文学发展关系的梳理，而忽略甚至无视它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继承关系。其实，在谈论创造社时，郑伯奇也曾清楚地表述过它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他认为创造社的反封建立场和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在后来写的《忆创造社》一文中，他在第一部分就鲜明地写道：“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所掀起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五四时代的文学艺术团体一般都带有反帝反封建倾向。其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最鲜明、最尖锐、最强烈的要推创造社。”[６]?(Ｐ３)他还分析了创造社成员的阶级出身以及在日本留学所感受到的屈辱所激发起的爱国主义热情，由此阐述了他们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接受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立场的基本特点。而在《小说三集·导言》中，郑伯奇对此并没有明显直接的表述。
　　
　　四、现代文学的精神追求：尊重个性
　　在三篇《小说选集·导言》中，三位编选者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都表现出尊重作家个性的特点，他们并不因为作家同属于一个文学社团而忽视他们各自的特色，这反映了“五四”以来个性解放思想影响下的对作家主体的重视。
　　“个性解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内涵之一，它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对个性解放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个性解放有着基本的思想内涵，主要指个体从中国古代儒家礼教的束缚中摆脱开来，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７]三位编选者都十分重视“个性解放”的文化革新意义，这从他们的言论中就能够体现出来。在新文化运动发生１０年前鲁迅留学日本时，就已经在《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早期重要的论文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个性解放的立场，他写道：“张大个人之人格”为“人生之第一义也”[８]?(Ｐ５４)，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用自己的创作延续并深化了对个性解放命题的思考，他的小说《狂人日记》、杂文《我之节烈观》等对束缚人的个性与活力的传统礼教、道德习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吹响了个性解放的号角。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初期茅盾就意识到个体独立的重要性，将个性解放视为学术振兴、国家获救的前提条件，并且认为“个性解放是新时代的学生真正摆脱传统习俗影响的根本途径”[９]。郑伯奇作为创造社的成员，他在文学观上也与创造社总体倾向上比较接近，对作家个性的重视也是其一贯的态度，这从他对创造社作家的具体评价中就能够十分清楚地体现出来。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个性解放可以说是初生的新文学的灵魂与主题。没有个性解放，也就没有新文学的诞生与特征。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新文学运动的纲领性论文，都强调了新文学的语言、内容、思想、体式等应避免因袭、模仿古代文学，要有独特的个性和时代的特色。茅盾后来也总结说，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特色是作家们开始注重自己的创作个性，“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１０]。因此，纵使是同属于一个社团、拥护同一种创作主张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个性也异常分明，如创造社的郭沫若与郁达夫，他们在“五四”时期分别创作了诗集《女神》与小说集《沉沦》，前者充满了阳刚之气，后者充满了阴柔之美，都是个性鲜明的好作品。三位编选者对作家创作个性的重视充分表现在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中。
　　在三篇导言中，三位编选者对新文学的基本特征的认识和把握是十分准确的，他们在导言中表现出的共性充分体现了这些方面。由于《大系》在新文学发展史中具有奠基意义，这些编选者在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发展成就时，对新文学的特点的理解，深刻影响了我们对“新文学”基本看法。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新文学（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起被称为“现代文学”）是指中国２０世纪初随着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而逐步发展壮大的现代主流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并形成新的传统的文学。它产生后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迅速打破了旧文学传统，确立了自身的主流地位。新文学之所以能战胜旧文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为新文学的发展从思想上和发展方向上开辟了全新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文化而发起的一次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巨大影响的文化运动，其坚定地提倡科学与民主，彻底地反对封建愚昧落后。他们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他们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若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１１]?(Ｐ２８－２９)“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新的思想观念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追求，为新文学发展的启蒙主义立场奠定了基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下发生的“文学革命”大力进行文学革新，坚决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使新文学在语言表述上具有与传统中国文学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
　　其次，新文学的发展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念的全面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是一种“从思想观念到艺术形式”的“形成性影响”。[１２]?(Ｐ２２)不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位一体的文学格局，还是各种文体的创作手法，都无一例外地留下了这种影响的痕迹。但“西方文学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思想观念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功利意识，二是文学的主体意识。”[１２]?(Ｐ１６)其功利意识主要表现为新文学作家创作的启蒙立场，救亡心态以及富国强民的追求。而文学的主体意识，则主要是作家自主意识的觉醒、个性的解放和张扬。这种由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人的解放正是作家独立意识和个性形成的主要条件，也正是新文学作家与“文以载道”的旧文学创作者的一个巨大区别。
　　最后，在文学创作上，新文学作家主要借鉴西方的文学艺术手法，对中国文学的传统进行了全面的革新，使文学艺术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面貌，小说创作方面的革新尤其引人注目。这种多方面的巨大变革使新文学最终取代旧文学成为现代文学的主导力量。新文学战胜旧文学的文化优势，积淀在其文学创作中，便形成了其具有特色的新文学传统。
　　如果我们把三篇《小说选集·导言》中所表现出的编选者对“新文学”的一致态度和我们现在对“新文学”的基本看法相比较，就能很清楚地发现它们内在的一致性，这充分反映了编选者在《小说选集·导言》的“新文学”观对后来的“新文学观念”的确立产生的深刻影响。重新审视《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经典丛书将为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究２０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提供有力的历史资料。